4月3日，清明假期第一天。7时刚过，何振煊便睡意全无，习惯性地查阅起工作微信。“这算睡懒觉了，平时更早。”电话里，何振煊告诉记者。

连日高强度的工作后，何振煊的生物钟切换至“5126”模式，5时起，晚12时睡，6个工作日。

何振煊是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公卫医师，也是该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机动队队长。前几日的一次突发事件，让他在这来之不易的休息日仍放不下工作。

4月1日8时，在广州理工学院疫苗接种点，何振煊给队员们打气：“今天，目标5000剂次，注定是一场硬仗！打起精神，争取1个接种单元（1名登记医生和2名接种护士）1小时70剂次。”要知道，正常情况下，1个接种单元1小时的接种能力在50剂次左右。

这番动员结束没半小时，现场有医护提出，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变得异常迟缓。经确认，由于近期接种量过大，导致系统故障，暂时无法录入信息。

一边是排队等候的学生，一边是运转无力的系统，何振煊脑子里冒出一个主意——手工记录。可他迟迟不忍下令，因为这意味着接种任务结束后，医护人员需在系统上补录信息，工作量要翻倍。

系统时好时坏，断断续续持续1个多小时。“如果当下暂停接种，接种任务将严重积压，学校则需再次组织学生集体接种，对于接种单位和受种单位都是人力损耗。”何振煊思前想后，还是宣布：“全员手工录入。”随后，自己也参与进来。

“我的应急方案是，将填好的知情同意书（包含联系电话和身份证号等信息）与疫苗包装盒订在一起，确保个人信息与疫苗监管码一一对应，减少补录时的麻烦，避免差错。”何振煊回忆。

密集的疫苗接种过后，下午3时30分，当日接种任务清零（除两批学生因接种信息管理系统故障耽误上课未接种，其余3020剂次全部接种完毕）。然而，补录任务才刚刚开始。好消息是系统基本恢复运转，坏消息是有1万余条接种信息等待录入。

何振煊与工程师确定好工作方案，与60名医护投入补录工作。其间，他不忘安抚队员。“这段时间，任务量可能随时增加，任务地点也会随时变动，咱们相互支持，再苦再累也能熬过去。”随着数据逐条录入，接种量被一点点“恢复”进系统。

当被记者问及“系统瘫痪时是否感到崩溃”时，何振煊直言：“我不敢有负面情绪，队员们已经非常辛苦，我再抱怨，势必会传导给他们。我要做的就是理清思路，不让队员们做无用功，合理排班，保证队员们每周至少有1天休息日。”

“医务人员既是主动免疫的参与者，更是疫苗接种的服务者，他们是先行者、排头兵。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、理事长辛有清如是说。

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做好院内疫苗接种的同时，积极保障全市大规模接种工作。今年1月至今，该院先后派出24批次500余名医护人员，完成2.3万余人次的疫苗接种和11万人次的接种观察救治保障。

内科护士李媛媛参加了疫苗接种工作。某次外派接种任务中，一位50来岁的阿姨边按压棉签，边自言自语：“有点疼。”这句不经意的话，让李媛媛非常在意。当日任务结束后，李媛媛摸着自己的上臂三角肌，认真琢磨怎样才能减轻痛感。随后，她又请教了同队几名高年资护士，得出的方法是：进针要快、要深，而推药要慢。

在接下来的任务中，除了注意接种要领，队员们还播放舒缓的音乐以消除受种者的紧张感。“打得一点都不疼，你们是哪家医院的？我回去劝我老伴也来接种。”一位大爷的话，让李媛媛感到自豪。“主动询问我们来自哪家单位，是对我们技术和服务的肯定。”

外派接种任务时间、地点均不固定，李媛媛和队员们总免不了放弃节假日，开启“5+2”“白+黑”的工作模式。凌晨四五时出发，半夜归来，是外派接种任务的常态。“午休时间更像打仗一样，轮到自己吃饭时都狼吞虎咽，几分钟解决战斗。”

冬末春初时，室内外温差较大。北京友谊医院提出“23度”关爱理念，李媛媛和队员们会提前到岗打开空调或取暖设备，保证室温维持在人体最适宜的23度。但这一温度，对于身穿隔离服的医护们来说格外闷热。

作为疫苗接种队副队长的李媛媛，除接种外，有时还负责物资调度和现场引导等工作。一天下来，在不大的接种点要反反复复折返数次。某晚，到家已11时的李媛媛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：“你今天去哪了？排行榜上你走了2万多步！”

这一细节，又令李媛媛很是在意。“我在想，如何才能优化接种路线，尽量缩短接种流程？这样，既能减轻物资搬运人员的负担，也能让受种者减少等待时间……”李媛媛说，“提供优质的接种服务，不断改善接种体验，就能动员更多人积极接种。”